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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部力推民营矿企大举进军海外鼓励投入矿产勘查开发-【新闻】

发布时间:2021-05-28 10:30:24 阅读: 来源:捆钞机厂家

国土部力推民营矿企大举进军海外 鼓励投入矿产勘查开发

国有企业在投资能源、矿产领域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阻挠和障碍,民营企业在该领域的投资优势更为明显,更容易被东道主接受和欢迎。

迈入2012(第十四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的展厅,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非洲等国的政府矿业能源部门和企业的招商热情让人完全忘记了初冬的寒风和小雨,各国的能源和矿业部长使出浑身解数,希望得到中国投资者的青睐。

事实上,中国买家们也的确让它们不虚此行。矿业大会交出的成绩单便是最好的佐证:签约89个项目,涉及30个国家,合计签约金额132.27亿元。其中,国内项目21个,主要分布在我国华[0.09 0.00%]南和西北地区,投资金额50.63亿元;国外项目68个,主要分布在阿根廷、柬埔寨、加拿大、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老挝、蒙古、缅甸、秘鲁、津巴布韦等国家,投资金额81.64亿元。项目范围覆盖四大类:调查与选区评价;预查、普查、详查;矿山开发与建设;战略合作、股权转让和综合研究等。

在国际能源矿业市场上,中国来了。

中国买家逆势而上

上周五,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本财年经济增长预期从8月的3.5%下调至3%。由于疲弱的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导致工业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大型资源企业纷纷搁置扩张计划、加大裁员力度,澳大利亚矿业投资逐渐冷却。作为全球矿业投资风向标的澳大利亚矿业,其热情下降再次引起全球大宗矿产品超级周期是否将结束的讨论。

然而,在全球矿业投资步伐放缓的情况下,中国企业海外淘金之路却别有一番风景。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2012年上半年的海外并购交易中,资源和能源领域的交易居于首要位置,占总数量的44%,而2011年上半年,这一比例为36%。在上半年披露的9宗交易金额大于10亿美元的海外并购交易中,其中7宗为资源和能源领域交易。

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以下简称华东有色)副局长许建荣告诉记者,目前华东有色正在组建规模约30亿美元的境外矿业投资基金,募资来自于中国、韩国等,年底之前有望完成募资,主要投资成熟矿权,也有少量初级矿权。

“随着民营企业加入,中国海外能源矿产投资越来越多。中国矿业[0.11 0.00%]联合会正在筹划首期50亿美元的海外矿业投资基金,也希望与我们合作。”许建荣说道。

同时,矿业投资不再是矿业企业的游戏,越来越多的玩家正在加入。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先达此前在2012矿业与财富(北京)高峰论坛暨展览会上表示,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矿业以外资本争相进入资源领域。参与境外矿业勘查开发的市场主体向多元化发展,除地勘单位和矿山企业外,来自国际贸易、制造业、工程建筑和地产等行业的企业也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其他行业进入的企业2011年的投资项目占当年境外矿业项目总数的41.18%。

在高棉控股的大型展台里,几位两鬓斑白的老专家正在进行热烈的讨论。高棉集团董事局秘书张堰向记者介绍,这些专家是聘请来对柬埔寨的一些大型矿产项目进行技术勘查的。“中国与柬埔寨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是中国企业到柬埔寨投资的有利条件。最近几年来,柬埔寨对于矿产资源的开发越来越重视,也逐步放开能源矿产领域的外资投资,但目前很多项目还处在初级勘探阶段,矿的储量、品位等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勘查。”张堰介绍道。

由中国海外石油与矿产资源投资有限公司(BVI)、中国海外新能源(柬埔寨)投资有限公司、龙山投资集团(加拿大)及高棉第一煤矿集团有限公司四方联合组建的高棉控股只是中国与东盟矿业投资合作越来越密切的一个缩影。伴随着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加强,东盟已经成为中国海外矿业投资的四大区域之一。

就在上周,缅甸联邦议会表决通过了外国投资新法案。根据这项新法案,缅甸允许外资投资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矿业、制造业、房地产、交通运输、通信、建筑等相关产业。同时,新通过的法案取消了缅外合资企业外资比例至少要占35%的规定,还取消了在一些限制领域缅外合资的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0%的规定。

民资出海集团作战

尽管国有企业在矿业海外投资中扮演着领头羊和主力军的角色,但资本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事实。其中,民营资本正在成长为不容忽视的力量。商务部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杨依杭认为,受经济危机影响,世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往往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这方面恰恰是民营企业的优势。“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投资能源、矿产领域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阻挠和障碍,民营企业在该领域的投资优势更为明显,更容易被东道主接受和欢迎。”

政府对于社会资本参与持鼓励和欢迎态度也让民营资本的热情更加高涨。2011年底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发布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进一步确立社会资金在商业性矿产勘查中的投资主体地位,把加快引进社会资金作为推进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重要措施。同时,通过完善矿业权转让市场和勘查服务市场,完善收益分配制度,为民营资本参与矿业投资提供更多退出渠道。亚行民企部主任、高级投资专家郑康斌认为,民营企业的跨境矿业投资还将加速。

中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逄宏波向记者介绍,中蓝资本是民营企业共同发起成立的海外矿业投资基金,其中有不少LP是在房地产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转向矿业投资。目前已经完成募资,存续期三年,投资矿种多是在我国进口依存度较高的品种如金、铜、镍、钾盐等等。

相对于大型国有企业在矿业投资上的战略角度考虑,民营资本对于矿业投资的回报有着更敏感的反应。不过,在问及是否担心超级周期结束影响矿业投资的热情时,多位投资人士表示,矿业投资从项目考察到投产少则三两年,多则近十年,并不担心短期的需求波动会影响未来矿产品的价格。“有的是出于资产配置安全的考虑,有的则是资产长期保值增值的考虑,总之,民营资本投资矿业并不完全是将收益放在第一位。”一位加拿大矿权交易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民营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创造了多种投资模式:直接运作矿权项目模式,如中川集团在加拿大巨型钾肥项目;投资控股海外矿业上市公司模式,如科瑞集团投资控股伦敦交易所上市的ZZL公司。

相对于国有企业的财大气粗和雄厚的技术背景,民营企业在这两方面都稍显逊色,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往往需要修建铁路、码头、电厂等基础设施。一位正在寻找海外矿业投资项目的民营企业投资经理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利比里亚考察矿业项目,矿产储量丰富,但最终因为高昂的运输成本不得不放弃。因而,抱团投资成为民营企业投资的一大亮点。中钢矿业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罗勇军建议,海外资源开发要探索新的模式,通过优势互补,以“集团军”方式共同开发。

“以有实力的矿业公司为主导,联合国内外铁路建设、能源供应、港口建设以及金融等企业,共同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并参与运营管理,将资源储量转变成实实在在的铁矿石供应量。”罗勇军说道。

国有企业也开始向社会资金伸出橄榄枝,据中非发展基金市场发展部总经理吴国华介绍,中非基金在利比亚的铁矿投资项目是目前中国在利比亚最大的投资项目,也是民企和国企成功合作的例子,“矿权最初由一家民营企业拿到,然后通过中非基金引进武钢进行合作,得到了利比亚政府总统的高度肯定。”逄宏波也向记者表示,旗下基金正在投资的位于非洲的一个储量100吨以上的金矿项目便是与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共同投资的。

更加理性谨慎

在矿业大会上,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尽管对于矿业投资非常有热情,但由于“风险大,陷阱多”,不会贸然进入。中信泰富[10.00 0.40%]2006年巨资买下澳大利亚西澳两处磁铁矿采矿权,如今开工六年却仍尚未投产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上述一位正在寻找海外投资项目的投资经理对此评论:“这是没有做好前期尽职调查,就草率决定的负面典型。”由于所在公司并非矿业企业,该投资经理表示,在前期尽职调查时将会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对项目的资源量、储量、品位、回收率等指标进行勘查,以防止国外公司造假、夸大项目指标的情况。许建荣对记者表示,勘查报告造假在国外并不鲜见。

矿业投资的技术问题还有可预见性,而与当地的文化、政策、法律等相关的条件则更加难以预测。近年来,随着吸引外资的增多,被投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出于保护本国资源安全、增加资源收益等因素,出台提高税收、限制外资控股比例等政策。

例如,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矿产能源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巴布亚新几内亚议会正在考虑通过一项新法案,将权利金的收取比例从5%提高到30%。在记者问及法案是否会遭到外资以撤走投资作为谈判砝码的反对时,该工作人员说道:“它们(外国企业)已经在当地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前期开采准备工作,有的则已经开采多年,所以这是它们不得不接受的条件。”

截至今年6月中旬,中国对澳大利亚矿业投资额仅为1.45亿美元,同比大幅减少。背后的原因便是澳大利亚针对大中型企业征收高额资源租赁税,打击了部分投资者的积极性。

由于中国的海外矿业投资有不少位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文化的差异也成为不容忽视的因素。巴布亚新几内亚矿产能源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该国由大大小小数百个岛屿组成,分布着不同的土著部落,矿业企业的开发活动也经常遭到土著部落的反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通过立法对原住民的居住地予以特殊保护,企业如果要使用原住民的土地,需要和当地部落签订土地使用协议。如果涉及不同的部落,要逐个部落去谈判,征得所有部落的同意。”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海外开发部总经理童军虎在矿业大会上提醒。

一位矿业投资中介机构对新金融记者表示,伴随着中国企业海外矿业投资热情的高涨,相关中介机构、咨询公司的生意也兴旺起来。然而,形形色色的项目信息让人眼花缭乱,甚至有的中介机构将同一个海外矿业项目,同时推荐给好几家中国公司,从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除了当地的各种法律、文化、政策等因素外,由于中国企业习惯于将国内的不良商业习惯带到海外投资中,也吃了不少苦头。“找关系,商业贿赂是经常的事情。”上述投资经理告诉记者。然而,关系、公关固然重要,但很多国家几年就换届,不得不重新找关系。“西方国家的公司法律意识强,重视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是在非洲这样落后的国家,由于它们过去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这些宗主国也为它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对于海外投资的种种风险,郑康斌建议,民营企业应该学会运用金融工具抵御风险。“当地政府许诺的优惠条件,如减免税收、放汇、配套支持等等可能会发生变化,政治风险保险可以补偿由此带来的损失,甚至战争、罢工带来的损失也在赔偿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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