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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四海前瞻中国

发布时间:2021-02-22 16:56:45 阅读: 来源:捆钞机厂家

纵横四海 前瞻中国

纵横四海前瞻中国  尽管多年来,我有很多时间身处国外,但目光从未离开过中国经济。从海外向国内远眺审视,再身处国内近距离观察,每一次的转换都给我带来新的角度。回首自己的工作经历,也算是对中国经济这20年来发展的回顾,让人感慨颇多。

赫尔辛基到北京:远见前卫的北欧小国,崭露头角的东方经济  在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作为一个非常重视中国,又兼具包容性和前瞻性的国家,是我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学习后继续深造的首选。我在芬兰经济研究所的工作之一便是在芬兰总理访华前给他们培训,向议员、议长介绍中国的经济情况。当时的中国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力尚无今日之地位,然而这个北欧小国,已经展开了对东方市场的开拓。以诺基亚为代表的一批芬兰制造业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显出了惊人的前瞻性。那时整个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中基本没有华人,而芬兰政府在1998年时就已邀请我加入其中央银行,专攻中国和亚洲经济。  当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景很明朗,但国内仍有一些声音,因担心入世对汽车业、金融业和农业造成冲击,而表示反对。所以中国政府决定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合作,邀请一些来自欧洲各国了解中国经济的专家,帮助其进行加入WTO的评估。在这个项目里,我负责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牵涉到资本管制开放与汇率制度的安排。十几年后的今天,人民币国际化依然是“炙手可热”的话题,但早在21世纪初,国际上就已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也是在这段时间中,中国加快步伐踏上世界舞台,让所有人的目光从世界各地,聚焦于这个初出茅庐的东方经济体。  法兰克福到上海:特里谢的骄傲与陆家嘴的炫耀  在芬兰央行设立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的部门五年后,也就是2003年,欧洲央行才第一次招募专研亚洲的经济学家,而我借此机会,在法兰克福停留了三年。这个岗位,是当时的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特别要求设立的。那时,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在全球大幅提升,特里谢常常在我们的内部会议中说:“我前段时间跟小川一起讨论问题。”语气中满是自豪。  欧洲央行的工作让我开始大量接触全球央行人士。这么多国家的央行人士聚首,自然如“武林大会”,高手过招,探讨各种问题。然而有一点不变的是,每一次关于中国的讨论都是最热门的话题,每一个关于中国的报告都最受重视,每一点中国的变化都足以引起最激烈的争辩。从这时起,没有任何全球问题可以离开中国,世界各地已充满了中国的印记。  我在2004年和欧洲央行的同事们一起访问中国,车驰骋在上海外滩,他看着陆家嘴无数拔地而起的在建高楼,不断啧啧称奇,说中国实在是太大了;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感叹,中国的泡沫实在是太严重了!  回头观望,十年前陆家嘴的房价刚刚过1万元关口,中国的发展才刚刚开始。我的外国同事,因为没有在中国的经历,自己的国家也缺少这样明显的经济大腾飞,忽视了背后强大的地产市场需求,才会在看中国时,觉得都是经济泡沫。如果单从西方角度看,对中国国情不加以细致分析,研究总是隔着一层纱。现在会有人抱怨“看空中国”的说法甚嚣尘上,但在我与西方经济学家的交流中,有更多机会了解他们的立足点,所以看到他们对中国的一些悲观的观点也不会觉得奇怪。其实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突破桎梏。毕竟一直以来,我们都在让西方一次次刷新他们对中国的既有看法。  华盛顿到香港:这是中国的世界,还是世界的中国?  离开欧洲央行后,我曾去华盛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工作了一段时间,负责国际收支困难国家的贷款工作。当时中国的欣欣向荣和西非的满目疮痍形成了强烈反差,这时候才更真切地感受到中国真的很幸运,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取得了巨大成就。  然而,中国经济毕竟是我的专长,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兴趣所在,所以我决定回到自己关注之处。2007年我来到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香港分支,在这个背靠内地、放眼全球的地方,再跳回框架里,研究我们自己,也研究海外经济。中金公司作为中国第一家专门设立全球研究部门的投行,开风气之先。因为此前的国内经济研究往往囿于一国一地,中国一直在铆起劲来做建设、吸引外商投资,自身经济发展自成体系,对海外政策往往漠不关心。但2008年的次贷危机让从政府到基金经理的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研究海外经济的重要性。  从芬兰到欧洲、到美国,再回到中国香港地区,我有幸在世界各处见证了中国20年来的经济腾飞,以及国际地位的大幅上扬。经历了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机构,让人欣慰的是,中国这些年的经济模式,依然奇迹般地突破了外国研究者从西方角度看的限制。事实上,从中国的角度考虑经济,有更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中国现在处于非常重要的转型期,也确实面临极大挑战,但同时,潜力仍然深不可测。和国际相比,中国虽然前路崎岖,但依然在上升期,机会无限。(作者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本文节选自《什么决定中国未来?》作者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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